北大國發院   文章來源于哈佛商業評論 

“經濟學家不研究怎么賺錢。經濟學是一門解釋世界的科學，它注重解釋，不注重預測。經濟學只能解釋事件，不能告訴我們下一步要發生什么。”

6月16日晚，由《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新媒體主編麻震敏主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領銜的“洞察商業本質——企業家學習經濟學的意義”沙龍活動中，姚洋教授分享了經濟學對于企業經營、對于企業家的價值。

姚洋在其新書《經濟學的意義》里強調，企業一定要掌握中國經濟的周期，或者世界經濟的周期，如果把周期搞錯了，那么極有可能就成為周期大浪淘沙里被淘掉的那部分。

如果經濟學不能預測未來，企業家學習經濟學的意義又是什么？當下，商業人士和企業家應該關注哪些問題，如何利用經濟學思維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在本場沙龍中，姚洋回答了以上問題。我們以對談實錄的方式對本次沙龍進行了編輯整理。


HBRC：能否給我們簡單介紹下《經濟學的意義》這本書，學習經濟學后，如何用經濟學思維來分析問題？

姚洋：《經濟學的意義》就是想告訴大家，首先，經濟學是研究什么的，經濟學能給我們普通人提供什么，然后就是經濟學的發展脈絡。另外，這本書也給真正學經濟學的學生，特別是碩士生、博士生們指出如何去做經濟學研究。

經濟學是一門解釋世界的科學，它注重解釋，不注重預測。經濟學只能解釋事件，不能告訴我們下一步要發生什么。但這也很重要。凱恩斯曾經說過一句話：“我們的政治家都以為他們自己在做決策，實際上他們都生活在某個經濟學家的陰影之下。”因為我們做決策的時候是靠先形成的一個概念，一套思維方式，然后不知不覺地用這套概念、這套思維方式去做判斷，去做決策。經濟學把已經發生的事情研究好了。經濟學一定要有個因果關系，這也是我們所謂的現代經濟學和我們過去中國的經濟學不同的地方。

過去中國的經濟學就是描述，我把現象描述清楚就行了，但沒有解釋。你觀察到一個事物，你能不能找到原因？你能找到原因就形成一個因果關系。因果關系其實就是個世界觀，x 影響y，或者你觀察到 y 了，你覺得它的原因一定是x，那么你就會對 x 采取一些措施。經濟學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給我們每一個人提供一套看社會的方法。

學了經濟學，我覺得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能夠長壽。經濟學把事物都給看穿了，最后不就活一個和自己和解嘛，你不跟自己較勁了。

經濟學對于我們做企業的來說也是有用的，特別是對中小企業都有用。從宏觀經濟這個角度來說，大企業一定要掌握中國經濟的周期，或者世界經濟的周期，你要是把周期剛好給搞錯了，那么你極有可能就成了這個周期里大浪淘沙被淘掉的那部分。


HBRC：您覺得現在的商學院教育是創新的嗎？是否契合當下企業家的訴求？

姚洋：我覺得不能完全符合我們企業家的訴求。一方面是商學院的發展變化沒有現實那么快，它總會滯后一段時間。但我們可以通過調整跟上時代的步伐。比方說我們北大國發院的商學項目，每隔三五年要調整一次課程結構，要跟上時代的步伐，我們的下一個目標可能是跟上數字經濟的步伐。另一方面我想說的是商學院的教育還要有系統性，讓學員了解企業管理的方方面面。

商學教育仍然逃不出所謂的素質教育和學術性特點。可能你會覺得商學教育離現實遠一點。我覺得這也沒關系，因為它畢竟不是為了解決所有現實的問題。你不能說讀了商學院，一下就把企業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這是不太可能的。


HBRC:企業家有哪些特質是可以復制，可以教出來的，有哪些是無法復制的？我們應該如何培育下一代企業家?

姚洋: 企業家其實是不能培育的。你要做企業家就一定敢賭，會賭才會贏。這個是天生的天賦，這是教不會的。有些人做事比較嚴謹，他也不可能闖蕩。有些人天生就是冒險家。有些人的企業沒了，會一輩子就此消沉，一蹶不振。有的則是滿血復活，重新再來，還要再做千億級別的企業。這些天生的東西永遠教不會，但是我們能教的是企業家的管理才能。管理的學問，這是要好好學。光有企業家精神，但是企業管得一塌糊涂，最后企業內部也被瓦解掉了。

HBRC：100年前哈評創刊時，時任哈佛商學院院長的華萊士多納姆（Wallace Donham）希望它“培養和發展更多具有社會意識的商務人士。”他認為這是商業世界的核心問題。您怎么看？《經濟學的意義》某種程度上，是不是也致力于培養更多商務人士的“社會意識”？

姚洋：我覺得100多年前哈佛商學院的院長是很有遠見的，企業是社會的組成部分。特別到了今天，社會越來越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一提到企業的社會責任，很多企業就說“好好做事兒，創造社會價值，然后納稅，守法，這就是我的社會責任”。我覺得這種理解很片面，至少現代社會越來越不能容忍企業只關注賺錢這一項，你要關注整個社會，要關注整個世界。一個好的企業家一定是半個政治家。半個政治家就得關注整個社會。

現在大家收入水平都提高了，我們現在要搞共同富裕，還有高質量發展。然后大家就會提出問題，比如說 996 的問題。我們在很多情況下都還有年齡歧視、性別歧視，特別是我們的一些大廠。你怎么去善待你的員工？

作為企業家，你是不是意識到，你的所作所為實際上是在定義整個社會的風氣，你是把這個社會拉到最底層來，還是把社會往上抬、往上舉？

我們的企業也是一樣的，哪些是美好的東西，我們都應該能知道。尊重每個勞動者，不要有性別歧視，不要有年齡歧視等等。對于社會追求的未來目標，企業是不是也應該做出一點貢獻？哈佛商院院長恐怕是從這個角度來說的，全世界都這樣，不光是中國，發達國家那更是這樣。企業的社會責任是衡量一個企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那么在這個方面我們也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所謂的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一個企業要有社會責任感，要創造社會價值，是我們在推這些事情。當然這個推起來難度也很大，但總得有人往前推。

我們的企業家還存在思維方式的問題。比如說有些企業它給的工資遠遠超出了我們的平均工資。他（企業家）覺得這已經很好了，你們（員工）還要什么？那是因為他自己是受苦出來的，他覺得能賺錢了就不錯了。可是年輕人不這么想。年輕人需要尊重。你作為一個企業家，你是不是能在減少人的異化方面也做點貢獻？你是否把每個人當做人來對待，而不僅僅是當成一個工具來對待。這個我們大廠是有這個責任的，而且有這個能力去改變。你哪怕把大家的工資都降20%，你更加尊重這些人，你不搞996，我估計年輕人，都會給你鼓掌。因為年輕人的選擇不一樣了。

尤其00后們，你再去跟他講什么“你要吃苦耐勞”，他們不聽你的這套了，他們需要尊重，需要自我的發展。工資多高，那還在其次，你得給足發展空間。

我倒是覺得彈性工作制激發了人的向善之心，就是我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我要不要干活。一般中國人相信，誰不來辦公室，那他肯定不干活，肯定要偷懶。但事實的結果就是每個人都有向善之心，如果沒人監督了，還得干活，這不就把人的向善之心給激發出來了嗎？儒家強調人都有向善的潛能。我們的企業如果都多做一些這種事情，那整個社會不都向善了嗎？


HBRC：從底層一點的邏輯去看，我們怎么去判斷一個技術是否真正具有顛覆性？它是否真的對未來的產業，對未來的我們的生活、社會產生顛覆性的影響？

姚洋：我覺得最具顛覆性的技術顯然是和我們的能源相關的，因為我們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不斷提高我們組織能源效率的過程。

創新肯定都是顛覆型，為什么我對中國的技術有信心？因為我們站在了新能源的最前沿，就是太陽能。

那接下來什么樣的技術是有顛覆性的？就是它一定是一個前后聯系非常廣泛的技術。比方說電動車，它把原來的賽道完全顛覆了。你發明了一個新的賽道，當然是顛覆性。還有電子芯片。電子芯片馬上到頭了。有人說他發現了一納米、半納米的技術，我覺得試都不要試，沒意義。你要那么精細干啥？你下一步應該做什么？做光子芯片。

光子芯片是顛覆式的，把一個賽道給顛覆了，因為這個芯片的應用非常廣泛，是很重要的顛覆性技術。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電動車了，我們還有太陽能了。我們掌握了兩個世界上目前來看顛覆性的技術。那下一個，我覺得光子芯片方面，中國至少不落后，至少能夠踩上點，跟上世界的步伐，這是中國的實力所在。

而人工智能它是個輔助型的。它顛覆的是勞動力市場，它不顛覆產業。每個產業都可以讓人工智能來加持，它會替代很多勞動力。當然這個也沒有定論，在美國，AI也創造了很多工作崗位。AI是否替代勞動力也沒有定論，AI是不是顛覆性的我覺得存疑。人工智能不能讓你吃飯，不能讓你穿衣，但是人工智能幫你制造衣服。


HBRC：在技術主導創新的時代，我們需要什么樣的企業家精神？

姚洋：我覺得企業家精神沒有變，根本性都沒有變。有些人愛說，一個新技術來了，顛覆了經濟學的什么規律，我們經濟學家都揮揮手，你隨便說去吧。經濟學根本的東西，是要給社會創造價值。你不創造價值，你不可能賣出產品，就這么簡單的一個東西。人工智能也是一樣的，不會顛覆我們企業家的那些根本東西。

你生活在這個時代，我們有84 派、 92 派，還有00派，一批又一批的企業家。我們就生活在這個企業家推動經濟增長的時代。沒有這些企業家，哪有我們今天，對不對？


HBRC：中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2-3年是好事嗎？

姚洋：很多人看了國外的百年老店，了解到中國企業的平均壽命就兩三年，就得出結論說我們太差了，這是不懂經濟學的。這是不懂企業管理的人說的話，百年老店的概率是 1/10000 左右。極小概率事件，所以誰沖著百年老店去做，你準失敗，因為你只有 1/10000 的機會。

你看看美國80年代知名的企業基本上不存在了，沒什么基業長青，那為什么美國的企業壽命那么短啊？因為技術進步太快了，不斷迭代。諾基亞死掉了，蘋果出現了，這就是迭代。最典型就是我們的餐館，你能開滿3年，你成功了。你不開了。別的餐館就起來了。在你的位置，人家有更好的菜品，更高的價格。這不就是技術進步嗎？

所以不要老是說日本的百年老店。

我要說點題外話，就是所謂的工匠精神，我們要重新反思。剛才說到AI，我覺得也跟這相關。現在再談工匠精神，沒任何意義。為什么？AI 機器人比我們做的好千萬倍，還從來不出錯，沒情緒。比方說阿斯曼的光刻機。原來這個鏡片的供應商是蔡司，蔡司有一條規則，所有的鏡片必須手工打磨，最后達到光刻機的精度根本不可能。后來阿斯曼就來了個最后通牒，你愿不愿意用機器做？你要不愿意用機器做，對不起，我找別人。蔡司沒辦法，只能用機器做。AI 時代還有什么工匠？啥工匠都給你替代了。


HBRC：中國的年輕的經濟學家，應該重點研究什么去回應這個時代？

姚洋：我覺得應該抓住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比方說AI對勞動市場的重構，這當然是我們時代面臨的問題，還有未來很多年我們都要面臨的問題。當然還有我們年輕人失業的問題。其實不光是中國年輕人失業，這是個全球的普遍現象，特別是那些中等收入國家，年輕人受教育水平的提升非常快，但卻沒有工作了，這是個普遍的問題。我覺得這需要我們去研究。

還有我們中國自身的一些問題，比如說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這是一個我們躲不開的問題。未來一段時間我們還是要面臨這個問題，那我們能不能去做點研究，不光是為了發表寫作，而是為了要解決一個問題。

所有的偉大理論都是對它那個時代的回應。

孔子、孟子、荀子都在解答他們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英國的政治家霍布斯也是在解答他所在時代的問題。那個時代他活得長，他把苦難全經歷了一遍，他覺得這個時代不好，得創造一個新的時代。英國光榮革命時期的思想家約翰·洛克也留下了偉大的理論。

你要是光研究古代的那些東西，你就只會闡釋，不會有新東西。你一定要跟現實結合起來。我們經濟學家也是一樣。凱恩斯能成為凱恩斯，就是要回答了怎么走出大蕭條的問題？沒有大蕭條，沒有凱恩斯，也不可能產生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


HBRC：在當下的這個商業社會中，經濟學家和企業家之間有沒有更好的合作機會？他們屬于什么樣的關系？

姚洋：我覺得我們有很多合作機會。我也參與很多企業家的活動，我從和他們的交流里學到了非常多的東西。

首先是他們的人格魅力。我特別佩服他們，他們都是樂觀，積極向上，堅韌的人，你從他身上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另一方面也能了解中國現實。因為他們是一線的，你跟他們交流能知道中國經濟到底是怎么走過來的，有些問題你不跟他們交流根本不知道。

當然，我們也有我們的優勢，我們去給他們講整個經濟的走勢，然后去給他們講解我們的政治經濟的變化，還有政府政策制定的背景等等，讓他們更加理解政府政策，這對他們也是有用的。

我發現做得很好的企業家，他們愿意跟經濟學家交流，而不愿意跟管理學家交流，成功的企業家自認為自己就是很好的管理學家，不用跟搞管理的人交流了。但是經濟學，他可能的確理解還不夠，他自己也意識到對整個經濟把握不夠，聽聽經濟學家的意見會有用。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彼此有一種互補的關系。

麻震敏 | 采訪   朱冬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