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編者按：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在于其將政治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能力，這在全球范圍內樹立了榜樣。本報邀請全球化智庫（CCG）高級研究員，美籍專家哈維佐丁；北馬其頓圣基里爾·麥托迪大學哲學學院，安全、防務與和平研究所，國際關系與和平研究的全職教授（終身教授）萬科夫斯卡；中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湘潭大學紀檢監察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吳建雄教授三位專家一起分享了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美籍專家哈維佐丁在《一個世紀的歷程證明了中國的選擇》一文中指出，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時，中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這個曾被蔑稱為“東亞病夫”的國家，正深陷百年屈辱的泥沼。如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已重回全球重要領導者的行列。我在本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中國，親眼見證了這一復興歷程——中國之所以能再度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共產黨以嚴格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續革新，從而始終贏得人民的信任與支持。

萬科夫斯卡發表《中國共產黨的高效和民主》一文中指出，值此中國共產黨又一個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我以敬畏之心回望其百年征程。當西式多黨民主逐漸暴露制度性局限、未能兌現“普世價值”承諾時，許多人，尤其是親歷過歷史變遷的一代開始重新審視：我們是否曾被某種“唯一正確”的敘事遮蔽了視線？對年輕一代而言，這一反思更為艱巨：他們的認知長期被西方宣傳塑造，被灌輸著“別無選擇”（TINA）的單向邏輯。

中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湘潭大學紀檢監察研究院院長吳建雄教授發表《自律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關鍵》一文。

文章指出，當前中共正在全黨開展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一些外部觀察人士可能會質疑中國為何發起這樣的運動。然而，這八項規定，包括勤勉與杜絕浪費，蘊含了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訣。中共的成功是多方面的，而成功的關鍵在于黨的持續自我修正機制和官方遴選程序：遴選合格、稱職、忠誠和有才干的官員。這些機制確保了黨的領導層保持誠實、真誠和負責的態度，成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的堅定領導者和組織者。簡言之，自律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關鍵。

文章指出，從黨的持續自我修正機制和官方遴選程序的內容看，這一機制涵蓋黨內巡視、反腐制度、黨校體系與領導干部輪崗制及其對政策更新與制度彈性的作用等方面。一是黨內巡視，通過對領導干部政治表現、履職情況、廉潔自律等方面的監督檢查，及時發現問題、傳導壓力，為選拔培養忠誠干凈擔當的高素質干部提供精準依據，推動形成良好選人用人導向通過常態化政治監督，對領導班子履職情況與政策執行偏差進行深度檢視，形成問題清單與整改建議，直接為中央政策動態調整提供實證依據。二是反腐制度，以法治剛性構建權力運行邊界，既通過建立黨內法規體系和反腐敗法規體系，并依法依規細化為政令執行的紅線，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懲治威懾、制度防范、自我約束結合起來。通過以案促改機制推動政策漏洞修復，以完善決策流程規范，展現其以制度糾錯功能，發揮精英培養選拔適應性和“防護網”作用。三是黨校體系，通過理論教育與實踐研討平臺，為精英培養選拔政策創新提供思想儲備。各級黨校在干部培訓中設置政策模擬推演、治理案例研討等課程，引導學員從理論高度審視現行政策效能，形成為中央政策修訂的參考樣本，扮演著政策更新“智囊庫”的角色。四是領導干部輪崗制，通過跨區域、跨部門任職，使干部在多崗位實踐中積累政策執行的差異化經驗。如經濟發達地區干部輪崗至欠發達地區后，將產業扶持政策的本地化調適經驗反饋至政策制定層，推動形成“分類指導”的政策優化思路，成為制度彈性的“轉換器”。

文章指出，從中共持續自我校正與精英的選拔培養機制的形態看，其表現為通過“政策試驗—地方反饋—全國推廣”的基本特征。政策試驗，就是通過選定典型地區開展干部選拔培養政策試點（如新型考核機制、培訓模式）。地方反饋，就是系統收集地方實施中的成效數據與問題反饋。全國推廣，就是經中央層面總結提煉后將成熟經驗轉化為制度規范，在全國范圍內分層分類推廣應用，使體制在“試驗-反饋-優化-推廣”的循環中實現干部選拔培養機制的迭代升級，形成從實踐創新到制度固化的系統性學習路徑。如廣東省委黨校聯合深圳前海開展 “區塊鏈 + 干部教育培訓” 試點，利用區塊鏈技術建立干部學習檔案不可篡改系統，將線上課程完成度、研討發言質量等數據上鏈存證。中央黨校在總結試點經驗時，針對 “技術應用與培訓內容脫節” 問題提出優化方案并發布《全國干部教育培訓數字化轉型指導意見》，將廣東試點的 “學習過程區塊鏈存證”“培訓效果智能分析” 等機制納入全國黨校系統建設標準，推動干部教育培訓從 “線下為主” 向 “數智融合” 轉型。

文章認為，中共長期演進的精英選拔機制與西方“民粹化、政治極化”精英選拔形成鮮明對比。在選拔標準上，西方受民粹思潮影響，以“反建制”話語、街頭動員能力和意識形態站隊為核心標準，忽視專業治理能力。中共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人唯賢”，以政治素養、專業能力、實踐實績和群眾公認度為根本依據，通過制度化考核確保選拔質量。在機制設計上，西方政治極化導致選拔機制碎片化，政黨以意識形態劃界，排斥中間派，形成“否決政治”，缺乏跨領域協作考量。中共構建“選、育、管、用”全鏈條機制，通過黨校培訓（理論武裝）、基層鍛煉（實踐打磨）、輪崗交流（多崗位歷練）等系統化培養，注重干部綜合能力與治理經驗積累。在價值導向上，西方精英選拔服務于短期選舉利益，通過迎合部分群體情緒獲取選票，導致政策反復，加劇社會分裂。我國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選拔培養著眼于國家發展全局與長治久安，強調干部對黨的事業和群眾利益的責任擔當。在實踐邏輯上，西方民粹化催生“反精英”思潮，精英選拔陷入“體制外沖擊體制內”的對抗邏輯，削弱治理效能。我國通過黨內巡視、反腐制度等機制強化監督約束，將優秀人才納入制度化選拔軌道，在“嚴管厚愛結合、激勵約束并重”中實現精英與群眾利益的統一。西方模式是代議制民主在社會分裂下的異化產物，核心是政治利益博弈；我國機制則植根于“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以制度化、專業化路徑鍛造服務國家治理的干部隊伍，體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文章認為，中共持續自我校正與精英的選拔培養機制，通過黨內巡視、反腐制度、黨校體系與領導干部輪崗制和“政策試驗—地方反饋—全國推廣”，實現了“監督-約束-教育-實踐”的協同聯動，構建起政策更新的閉環系統。即：巡視發現政策執行偏差，反腐制度筑牢底線要求，黨校體系提供理論創新支撐，輪崗制收集多元實踐反饋。通過“政策試驗—地方反饋—全國推廣”的實踐路徑，推動精英培養機制在動態調整中保持彈性，實現政策供給與治理需求的精準匹配，確保精英選拔培養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同頻共振，為強國建設和偉大復興提供堅強的人才資源保障。

來源：法治反腐研究公眾號

責編：夏亞    郭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