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一則干部違紀違法案例，曾任海南省國土環境資源廳黨組成員、副廳長，海南省自然資源和規劃廳黨組成員、副廳長的吳開成，2008年至2009年，利用職務便利，為三亞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提供幫助。郭某某作為該公司實際控制人承諾讓吳開成以虛假投資入股的方式“合作”開發項目。隨后，吳開成以他人名義注冊成立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后，通過虛假出資180.899萬元的方式分別持有3個項目各10%的股份。后來，吳開成以“退股”名義安排妻子李某某將“影子公司”持有的所謂項目股份轉讓給郭某某實際控制的公司。吳開成以權力“入股”郭某某經營的公司，先后收受郭某某3400余萬元。2022年9月被海南省紀委監委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2023年4月，吳開成因犯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六個月。

“影子公司”腐敗的實質是公共權力的市場化，公職人員隱藏其真實身份，借助非正常的政商關系，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力在經商辦企業中謀取私利或輸送利益，為官員腐敗披上合法外衣。“影子公司”腐敗有若干典型形式。一是政商合體型。一些公職人員的親友或特定關系人注冊成立公司，公職人員臺前安排親屬充當“木偶”，自己在臺后利用職務影響為企業經營活動和項目招攬站臺撐腰，為家庭和個人直接謀取腐敗利益。表面上，這些注冊的公司是合法的，但其背后的經營活動卻是公職人員的腐敗通道。在“一家兩制”的支配下，官員與商人結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公職人員全家成員構成一個隱蔽的腐敗網絡。二是亦官亦商型。一些公職人員不直接出面從事企業經營活動，而是以他人代持、代開公司等方式隱藏于幕后暗中操控，利用職權為企業經營提供隱形幫助并從中獲取巨額非法利益。公職人員事實上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掌握著公共權力，另一方面掌握著公司的實質權力，公職人員在官商雙重角色中不停轉換位置，“左手轉右手”，當官與發財兩不誤。更有甚者，“影子公司”為公職人員洗白腐敗資金提供秘密通道。三是利益捆綁型。“影子公司”通過向公職人員贈送股份、扶植公職人員親屬擔任高管等方式向公職人員間接輸送利益，公職人員則與“影子公司”之間建立起穩定的利益關系，利用職權為這些企業經營提供方便。從形式上看，公職人員與公司并沒有直接關聯，但實質上公職人員可以影響到公司經營發展、人事任免等事務，以合理的政策理由為企業經營提供“特殊關照”，“定點推送”優惠政策或內部信息。

從近年查處的腐敗案件可知，“影子公司”腐敗多發生于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領域。這些領域存在著新的腐敗主體，除公職人員本人外，還有行賄主體、公職人員的親友和特定關系人以及腐敗掮客，也存在著新的腐敗形態，不再限于個體性腐敗，而是演變成集團性腐敗，不同腐敗主體結成腐敗利益同盟。更重要的是，“影子公司”腐敗往往與期權腐敗、衙內腐敗、家庭腐敗是一體的，嚴重影響了正常的政商關系，破壞了市場秩序和政治生態。“影子公司”腐敗寄生于公共權力，其腐敗范圍遠遠超出了公職人員的權力邊界，權力變異為謀私的工具。

“影子公司”腐敗之所以是一種隱性腐敗，其特征在于極強的隱蔽性。隨著反腐敗的深入推進，腐敗方式和手法也不斷升級換代、更具有隱蔽性。一些公職人員為了規避法律風險，減少被查處機會，往往將權力尋租、權錢交易、利益輸送、徇私舞弊等隱藏在合法的交易形式之下，采用他人代持、幕后操控，親友掛名、充當靠山，假借投資、攫取利益等方式輸送腐敗利益。在這種情況下，腐敗手法更加隱蔽，公職人員把腐敗行為隱匿于項目決策、政策規劃、行政審批、資源交易、招標采購、監督監管等關鍵環節之中，表面合規的決策程序和審批環節淪為實施腐敗的“護身符”。企業經營與市場活動本身就比較復雜，“影子公司”腐敗行為隱匿其中，與一般腐敗相比，對腐敗行為的問題發現、監督識別、認定查辦等方面都存在挑戰，權力介入和利益輸送之間的對應關系有時難以被直接發現，這無疑加大了執紀執法難度。

針對“影子公司”腐敗問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五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六條均提出廉潔紀律和國家法規要求，明令禁止公職人員以“影子公司”方式違規從事或參與營利性活動，不得擁有非上市公司的股份或者證券，也不得為其配偶、子女等親屬和其他特定關系人謀取利益。2022年，國家監委會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研究起草《關于辦理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瀆職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針對親友非法牟利罪等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明確追訴標準、犯罪主體、犯罪構成的認定標準等問題。中央辦公廳印發《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規定》，規定對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違反禁業規定經商辦企業和以委托代持、隱名投資等形式虛假退出，以及利用職權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提供便利、謀取私利等行為進行嚴肅處理。2023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針對深化糧食購銷領域腐敗問題專項整治工作，要求開展“穿透式”核查，懲治“影子股東”“影子公司”以及關聯交易、輸送利益等腐敗。這些黨紀國法和專項治理實行“雙管齊下”策略，既對公職人員提出行為規范，要求管好自己，也對公職人員的親屬提出行為規范，要求管住自己。客觀地說，當前“影子公司”腐敗治理還處于探索期，相較“影子公司”腐敗的發展態勢，治理思維、方法和機制需進一步創新。

突出具體化要求，緊盯重點人、重點事對“影子公司”腐敗開展全方位監督。在重點人方面，聚集單位主要領導干部和重點崗位公職人員，強化權力配置和運行的監督與制約，圍繞權力行使開展分析研判，及時對決策、審批實行全過程監督，杜絕權力背后的“影子”身份。在重點事方面，聚焦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緊盯“三重一大”的決策機制和流程，細化重大決策和行政審批信息公開事項和范圍，把權力置于陽光下運行，壓縮利益沖突的空間，構筑防范腐敗風險的“防火墻”。

突出精準化要求，要運用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對“影子公司”腐敗開展全過程識別。著眼于事前防范，探索實施信息化預警，搭建智慧監督平臺和信息預警平臺，整合紀檢監察、組織人事、市場監督、金融稅收、財務審計、資源交易等數據資源，實時對比可疑企業的異常交易信息，綜合研判公職人員資金流水、股東身份、證券賬戶等異常信息，拓展發現問題線索來源。著眼于事中監控，全面排查腐敗風險問題，重點梳理公司的注冊地、經營地、經營范圍和合作關系，厘清關聯企業的注冊時間、經營規模、股東構成等情況，揭露幕后股東和實際控制人，還原“影子公司”利益輸送全鏈條。

突出常態化要求，建立健全全周期治理“影子公司”腐敗的制度機制。推動完善“黑名單”制度，對涉腐企業和相關人員實行信用懲戒或資格限制。完善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抽查核實機制，對考察對象、后備干部、被巡視巡察單位領導班子成員等加大重點抽查力度，將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抽查核實結果納入征信范圍。推行財產實名登記和責任告知、家庭財產重大變動報告、親屬經商辦企業報備等制度，擴大報備事項范圍，加大抽查核實比例和頻次。運用正負面清單方式厘清政商關系，細化政商交往行為規范，暢通政商溝通渠道，推動構建親清政商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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