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江蘇省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原標題為《全面審查案件事實 循天理遵法律顧人情——以辦理輕傷害案件為切入點》。全文見《人民檢察》2023年第12期

目次

一、全面審查的必要性

二、天理、國法、人情的融合與運用

三、前因審查的規則運用

為深入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進一步提升輕傷害案件辦理質效，積極促進矛盾化解和訴源治理，2022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印發《關于依法妥善辦理輕傷害案件的指導意見》。該意見特別強調，“依法全面調查取證、審查案件” “積極促進矛盾化解” “人民檢察院應當注重對案發背景、案發起因、當事人的關系、案發時當事人的行為、傷害手段、部位、后果、當事人事后態度等方面進行全面審查”。只有全面審查，才能充分挖掘案件中的天理、法理和情理，進而做到準確評估社會危害性。這對于辦理故意傷害案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最高檢應勇檢察長在全國檢察機關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檢察人員要“善于統籌法理情的有機統一，防止就案辦案、機械辦案。”人情和天理都是判斷犯罪構成的要件事實及量刑情節需考慮的因素，本身就是刑法評價的對象。在法理情融合的基礎上全面審查，除了能夠把握案件事實的全貌，還有利于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促進實現刑罰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效果的最大化，有效推動訴源治理，實現公正司法。

一、全面審查的必要性

（一）整體考察前因后果是正確處斷的前提

輕傷害案件往往與民間矛盾等密切交織，表現為民間矛盾當事人雙方權利沖突或交互性侵害，犯罪發生是行為人、被害人共同推進相互作用的結果。此外，該類案件還具有矛盾引發原因較為復雜瑣碎，矛盾從產生到激化有較長的積累演變過程等特點，當事人雙方權利義務與過錯混雜，大多并非一方孤立的過錯，因此，不能因一方實施了較重的加害行為，就將事件發生的所有過錯和根源歸結于這一方。換言之，輕傷害案件中，社會危害性的大小不僅體現在實施行為的“時間點”，而且蘊含在事件演進的“時間線”和人物關系的“展開面”之中。即便是深受“不要譴責被害人”古老法諺影響的英美法學者也認為，在加害與被害互動情境中評估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才是正當的，因為有時被害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的發生存在事實上的因果關系甚至從法律因果層面看是損害結果之近因。實踐中，如果只顧一“點”，而忽視“線” “面”，忽視事實演變的整體脈絡，忽視線性因果關系中的前因乃至前前因，或是不考慮疊加因果關系中的次要原因，一刀切式地將矛盾激化的責任都歸于行為人一方或傷情較輕的一方，用最終傷害結果片面化認定事實，就會走上“誰受傷誰有理”之路，而無法分清整體事件的是非對錯，導致案件處理結果偏離正義、顯失公平。

（二）構成要件審查需要進行實體邏輯的判斷

刑法教義學的實體邏輯方法涉及對法條內容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對于法條內容不能只從形式上進行理解，而是要進行實質的價值分析，由此確定保護法益的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實體邏輯方法要比形式邏輯方法更為重要。  一直以來，司法實踐中辦理刑事案件簡單、便捷的做法是當行為違反刑法形式上的禁止或命令時，便適用刑法來認定犯罪。在輕傷害案件中，凡是案件事實存在傷害的故意、行為和傷害結果，個別司法人員便認為符合刑法第 234條“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構成要件，進而認定構成故意傷害罪。在這一以犯罪行為人為坐標、以犯罪構成要件為參照的形式邏輯思路中，承辦人僅審查與形式構成要件相關的事實，而對事件前因采取回避態度，很多時候在法律文書中將前因只以“瑣事”表述一筆帶過。這看似符合演繹推理的法理邏輯，卻容易偏離客觀事物發展的自然邏輯。這種做法既不能使行為人心服口服，又會讓有過錯的被害人越發恣意，造成雙方矛盾更加尖銳，辦案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均不佳。

（三）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之必要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要“根據犯罪情況和治安形勢變化，準確把握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嚴格依法適用逮捕羈押措施，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有觀點指出，刑事政策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政治，更多體現的是一個時期黨和國家治理犯罪的價值取向。當前刑事犯罪呈現輕緩化特征，輕傷害等刑事案件常見多發，雖是小案卻無不關乎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要注重辦案“三個效果”的有機統一。實踐中，檢察機關往往利用刑法“但書”部分的規定，通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實現從寬處理的出罪功能。此外，有觀點提出運用超法規違法性阻卻事由來強化實質違法性判斷，即以法益衡量、社會相當性或是否存在與正當目的相當的手段作為判斷基準。總之，在辦理輕傷害案件中，判斷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時，既要準確解釋法律的規范性要素，還應當重視對案件前因的審查，將前因與行為、結果等作為一個整體綜合評判，從而判斷行為的實質違法性，在法律限度內靈活運用刑事政策。

二、天理、國法、人情的融合與運用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 “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引導全體人民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注意研究我國古代法制傳統和成敗得失，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汲取營養、擇善而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既是對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是新時代司法人員應當遵循的價值理念。

（一）堅持法理情融合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繼承和發揚

《關于依法妥善辦理輕傷害案件的指導意見》指出：“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要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為指導，對因婚戀、家庭、親友、鄰里、同學、同事等民間矛盾糾紛或者偶發事件引發的輕傷害案件，結合個案具體情況把握好法理情的統一······”天理就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公序良俗，基本的道德規則，是自古以來形成的傳統、規矩、認知。違背基本的道德準則就會被認為“天理難容”。國法是國家的法律，人情是人之常情。司法人員在辦理案件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時，應全面考量，特別要考慮常理、常識、常情等經驗法則。循天理、遵法律、順人情， “這是中華傳統司法長期積累的成功經驗和司法智慧，也是中國傳統司法長期奉行的多元價值觀，甚至可以說是中華司法文明的一項重要成果”。在中國的社會建構中，天與人、情與理、德與法是互相包容、逐漸推延的關系。因此，人情大不過國法，國法壓不住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三者是相生相克的關系，也是內在邏輯一脈相承的關系。檢察機關只有樹立這樣的價值觀，才能實現辦案“三個效果”有機統一。

（二）堅持法理情融合才能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

實際上，辦理任何案件都要考慮當時當地的人情世故、倫理綱常、社會認知、公序良俗等，再進行綜合判斷。個別的司法案件，表面看是因只注重國法而產生機械執法的問題，實際上是沒有全面評價案件事實，忽視了天理和人情是認定事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辦理輕傷害案件時，辦案人員習慣站在事后的角度、局外人的角色冷靜觀察，這樣就很難捕捉到當事人潛藏于內心的行為動機、主觀目的等。更重要的是，這樣會喪失洞察案件中人情的最佳視角。辦案人員應轉變理念，用“如我在訴”的思路，把自己代入現場，代入不同當事人角色，反復思考“這時一般人會如何選擇、自己又會如何選擇？”得出初步結論后，再用復雜、精細的技術規則驗證自己的結論。如在一起因遛狗不牽繩引起的輕傷害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深夜與幾個赤膊文身的男性朋友在飯店門口吃飯喝酒。被害人的法斗犬（高 30 厘米左右）到處亂竄亂叫，嚇到犯罪嫌疑人的妻子，犯罪嫌疑人遂撿起石頭砸狗。被害人上前爭執后，犯罪嫌疑人先后兩次將被害人推倒致傷。分析該案，以犯罪嫌疑人的視角看，發現被害人沒有遵循“遛狗要牽繩”的規范，進而認定被害人有較大過錯。但如果站在被害人的角度，狗是母女二人的寵物，類似于其家庭成員。寵物狗在亂竄亂叫時，被害人的女兒正在追趕制止，未產生實質危害。犯罪嫌疑人在妻子因狗的吼叫受到驚嚇時，沒有與狗的主人溝通，也不顧狗的主人的感受，直接用石頭砸狗，當然會激怒被害人。因此，該案在起因上，雙方都有一定過錯，而非單方過錯。再進一步分析，深夜犯罪嫌疑人與多名赤膊文身的男性朋友在一起，人多勢眾。犯罪嫌疑人一方將被害人及其女兒圍住，兩次將被害人推倒在地致傷，其主觀惡性和過錯程度都較大，有追究刑事責任之必要。

三、前因審查的規則運用

檢察官負有客觀公正義務，在辦案中必須堅持不枉不縱的立場。全面審查要求檢察官更應注意在人身傷害類案件中查明起因，不能將各類情況復雜的起因簡單歸納為瑣事。檢察機關應建立強制性審查機制，將客觀公正義務真正落實到每一個輕傷害案件辦理中。

（一）堅持總體處斷規則

實踐中，大量輕傷害案件因民間糾紛引起，且系雙方互毆。對此，首先要判斷是否屬于民間糾紛，如果是類似“你瞅啥？瞅你咋地？”之類的對話，明顯是相互挑釁，不屬于民間糾紛。如果雙方的暴力依次升級，則雙方都在積極追求實現暴力對等，有進一步加害對方的意圖，則存在明顯的過錯，不宜從寬處理。特別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審查輕傷害類案件不能僅審查暴力升級時的這個“時間點”，而應當看整個事件發展的“時間線”。評價前因和雙方過錯必須堅持整體判斷，因為雙方都有斗毆意圖，并未約好時間同時動手。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暴力沖突中后動手者過錯就小，必須綜合起因、過程及行為人一貫表現等綜合判斷。如一起因情感糾紛引起的故意傷害案，被害人的妻子與犯罪嫌疑人長期姘居，且拒不回家。被害人找理由騙妻子與自己見面，犯罪嫌疑人去實施所謂的解救行為，兩人對打中犯罪嫌疑人刺傷被害人。該案中犯罪嫌疑人試圖長期維持姘居關系，其保護的屬于典型的非法利益，不具有正當性，不能僅依據在斗毆中被害人先動手而認定犯罪嫌疑人一方有防衛情節或者過錯較少，而應綜合判斷認定犯罪嫌疑人的過錯較大。

（二）堅持過錯衡量規則

很多輕傷害案件中，行為人和被害人往往都有過錯，對于行為結果的發生都會產生作用，雙方共同推動傷害事件的發生。當犯罪嫌疑人一方過錯越多，追究其刑事責任就更有依據和理由；如果被害人的過錯和行為人的過錯相當，入罪就要慎重。需要注意的是，在審查案件事實時，不能僅看過錯的數量，還要看過錯的程度。總之，要用公序良俗和道德準則梳理、把握案件中存在的利益沖突，包括行為人的利益、被害人的利益、法治秩序和社會對治安的預期，同時對各個利益的權重進行賦值，然后作出最終判斷。

（三）堅持品格證據輔助規則

雖然我國尚未確立品格證據制度，但當事人雙方的一貫表現不僅對證據的采信具有很大價值，而且對認定其有無主動加害的故意，以及案件起因等具有重要價值。檢察機關可以參照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對當事人品格進行社會調查，為審查判斷提供參考。如，在最高檢發布的指導性案例陳某正當防衛案（檢例第 45 號）辦理過程中，就對未成年人陳某進行了社會調查。案發后，陳某所在學校向司法機關提交材料，證實陳某遵守紀律、學習認真、成績優秀，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用司法辦案引領社會公正，體現核心價值觀，是辦案更大的價值。在故意傷害類案件辦理中，只有全面審查案件事實，才能落實法理情融合的辦案效果，才能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才能真正、切實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