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發表于新京報評論專欄

為防止“因為辦一個案子，搞垮一個企業”之風險，必須避免經濟犯罪司法適用過程中的“唯后果、唯行為、唯認罪認罰”定罪現象。

遭羈押4年4個月之久的商人唐其文，終于無罪釋放了。

近日，澎湃新聞一則“無罪歸來：商人被控合同詐騙遭羈押四年，法院認為系借貸糾紛”的報道引發了輿論關注。該報道講的是商人唐其文，因為一宗標的1500萬元的合同不能履約，涉嫌合同詐騙罪，在遭司法機關羈押4年4個月之后，最終獲無罪釋放。

從我近些年的案件調研及以兼職律師身份辦理的經濟犯罪案件來看，與該報道類似案件不在少數，但能夠獲無罪釋放者寥寥。在某種意義上說，此類案件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種經濟犯罪司法適用過程中的“三唯”現象，即“唯后果、唯行為、唯認罪認罰”的定罪現象

在強調企業家保護、倡導能動司法的現實背景下，為了防止“因為辦一個案子，搞垮一個企業”之風險，非常有必要對經濟犯罪司法適用過程中的“三唯”現象進行剖析，并嘗試尋求應對之策。

經濟犯罪司法中的“三唯”現象

“唯后果、唯行為、唯認罪認罰”的“三唯”定罪現象，主要發生在若干類型的經濟犯罪司法適用過程中，意指一旦出現了刑法規定的嚴重后果、刑法規定的行為類型，或者行為人已經認罪認罰的情形，法院往往憑此做有罪判決，而忽略犯罪成立的其他構成要件或淡化庭審實質化的要求。

“三唯”現象主要發生在合同詐騙罪、虛假訴訟罪、職務侵占罪、金融詐騙犯罪、招投標犯罪、非法集資犯罪、證券犯罪等認定過程中。而其產生的原因則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因為經濟犯罪本身的刑民交叉特性，定性爭議大，處理起來難度大，又每每面臨當事人施壓。

經濟糾紛發生后，有些當事人認為通過民事訴訟解決糾紛成本高、周期長，若有國家公權做后盾解決起來更加有效，于是就以所謂“刑事被害人”身份，通過聚集、上訪等方式施壓地方政府，迫使公安機關刑事立案。

公安機關一旦刑事立案，特別是對涉案人員采取長時間強制措施——對有些重大復雜的經濟犯罪案件，從偵查到提起公訴前，檢察院幾乎用盡所有法律允許時間，導致羈押時間短則幾個月，長則兩三年；或者地方政府就案件成立專案組后，司法機關則很難撤案。

其中，也還有地方保護主義作祟。為了維護地方利益，一些地方公安機關受政府負責人指示，對不利于地方政府利益的有關當事方采取刑事措施，人為地把經濟糾紛刑事化。而且，一些經濟犯罪案件非常敏感、重大，即便主審法官、合議庭想做無罪處理，但經審委會投票最終獲得的是有罪處理結果。

認罪認罰一旦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做出，即便案件定性存在罪與非罪爭議，但考慮到與公檢兩家的關系，法院一般也不會輕易否定該認罪認罰結果。如此種種，造成經濟犯罪司法適用過程中“三唯”現象多發。

“三唯”定罪現象極易造成錯案

“三唯”定罪現象極易造成錯案，不僅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還可能帶來一系列嚴重危害。

唯后果、唯行為定罪，未能考慮構罪的主觀要件，是客觀歸罪的表現，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唯認罪認罰，特別是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的認罪認罰，侵害了法院的獨立審判權，不利于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推進。

企業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企業涉嫌經濟犯罪，一旦法定代表人被羈押，企業將無法正常運轉，涉案企業面臨毀滅性打擊，不利于市場主體的培育；不利于吸引民間投資，可能影響營商環境，最終阻礙經濟發展。

因此，破“三唯”已勢在必行。除了堅持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基本法治理念之外，更需要相應具體措施的跟進。一是加強案件過程管控措施，主要適用于唯后果、唯行為定罪情形；二是保證法院獨立審判權措施，主要適用于唯認罪認罰情形。

加強案件過程管控，就需要盡快出臺刑民交叉案件司法適用的司法解釋，確定該類案件的適用規則，適時發布指導性案例，發揮其解決疑難復雜經濟犯罪案件的功能。同時，還要加強案件源頭控制，進一步強化各級公安機關的法制部門對經濟犯罪案件是否立案的審核監督，進一步強化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不應當立案而違法立案情形的監督。

為了減少或者防止經濟糾紛當事人的不當干預，一方面，要解決民事生效裁判的執行難問題，確保經濟糾紛當事人愿意通過民事訴訟主張權利；另一方面，充實立案部門力量，設立專門人員及時向當事人釋法說理，對復雜案件邀請專家論證，結合專家論證結論向當事人闡釋公安機關不予立案的理由。

當然，也要嚴禁地方政府基于維穩需要，為了化解當事人上訪等壓力，要求公安機關把經濟糾紛轉為經濟犯罪立案。對為了維護地方利益，要求公安機關對不利于地方利益的有關經濟糾紛當事方采取刑事措施，特別是實施跨省抓捕的地方黨政負責人嚴肅追責。

對于重大疑難復雜經濟犯罪案件，若存在罪與非罪方面的爭議，經審委會投票最終獲得的是有罪處理結果，應該把無罪意見作為量刑的考察因素。此舉對實現刑法公正有著重大意義。

例如，對一起涉及數億元標的的合同詐騙案，一旦定罪則可能是無期徒刑，而無罪則只是經濟糾紛，法律后果差距太大。對此類案件，如果存在無罪的觀點，則在量刑時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理，唯有此，才能保證最基本的公正。



法院審理要堅持證據裁判原則

在偵查、審查起訴階段已經做認罪認罰的經濟犯罪案件，如何保證法院的獨立審判權？這也可以通過幾個途徑實現。

一方面，是要賦予被告人享有對行為性質提出辯解的權利，該辯解不影響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法律效力。這主要是因為，有些經濟犯罪的認定過于專業，被告人即便承認了犯罪事實，但對其行為性質未必真正理解。

例如，甲某在合同履行過程中，實施了偽造公司印章的行為，檢察院以合同詐騙罪提起公訴。如果甲某承認了偽造公司印章的犯罪事實，并簽署了認罪認罰具結書，但其認為自己的行為構成偽造公司印章罪而非合同詐騙罪。在此情形下，應該賦予甲某在法庭上享有對犯罪行為性質提出辯解的權利，該辯解不影響認罪認罰的效果。

2019年10月，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對此權利也有相應的規定，即“承認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實，僅對個別事實情節提出異議，或者雖然對行為性質提出辯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機關認定意見的，不影響‘認罪’的認定”。

同時也要賦予律師獨立辯護權，即律師無罪辯護意見不影響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法律效力。辯護人享有獨立辯護權利，符合審判中心主義和庭審實質化的精神，否則，法院審理認罪認罰案件就只能是走過場，成了一種擺設。

而且，相關法律法規也明確規定辯護人具有獨立辯護權。例如，《刑事訴訟法》就明確規定，“辯護人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和其他合法權益”；全國律協《律師辦理刑事案件規范》也明確，“律師擔任辯護人，依法獨立履行辯護職責”。

《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則進一步明確，“辯護律師在偵查、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應當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否認罪認罰進行溝通，提供法律咨詢和幫助，并就定罪量刑、訴訟程序適用等向辦案機關提出意見”。

需要強調的是，辯護人在認罪認罰具結書中的角色為“見證方”，其獨立辯護意見不影響被告人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能因為辯護人基于其辯護職責而提出的無罪辯護讓被告人承擔不利的后果。

更重要的是，法院在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時要堅持證據裁判原則。這也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要求。2019年，兩高三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明確規定，“辦理認罪認罰案件，應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按照證據裁判要求，全面收集、固定、審查和認定證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但證據不足，不能認定其有罪的，依法作出撤銷案件、不起訴決定或者宣告無罪”。

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二級大法官沈亮也在《人民法院報》刊文指出，“各級人民法院要忠實履行憲法法律賦予的刑事審判職責，在分工負責的基礎上加強配合、完善制約，嚴格依法辦案，切實把好事實證據關、法律適用關、審判程序關，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懲罰”。

2023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張軍在國家法官學院2023年春季開學典禮上，向新任中級法院、基層法院院長講授第一課時強調，要把能動司法貫穿新時代新發展階段審判工作始終。

能動司法反對形式上“依法辦案”，實質上是反對不負責任的機械司法，而“三唯”現象正是不負責任的機械司法在經濟犯罪司法適用中的體現，尤需特別警惕，并在司法實踐中切實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