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良，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廣東省法學會《法治社會》主編等。 

來源：本文系作者2023年9月9日在廣州圖書館中央法務區分館開館儀式所作報告，法學學術前沿首發。

許家印被控制了，瘋狂圈錢的魔頭終于被擒住了，這是產業金融化模式終結的信號！ 

當前經濟面臨著嚴重的下行壓力，一些地方財政吃緊。特別是一些外向型城市，像深圳、東莞尤甚。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一般人認為一是西方國家的打壓制裁，造成出口和進口雙滑；二是因為新冠疫情導致企業關門、倒閉，引起需求和供給雙降。這當然是重要原因，但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最近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李稻葵在一個論壇上說：“中國經濟的病在房地產”，北京大學著名經濟學家姚洋也認為現在的房地產救市措施力度不大，不徹底。這還是表層的問題。我認為影響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層次原因在于“事業產業化，產業金融化”。本來應該由政府廉價或免費提供的公益事業反而成為瘋狂追逐利潤的產業；本來應當以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為第一目標的產業反倒成為瘋狂融資的標的，企業無心經營和管理，只顧一味圈錢，曾經的海航、現今的恒大、河南的新財富集團、廣東的雪松控股……，無不如此。這是真正影響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病根所在，需要根本解決，也正在糾正。

一、事業產業化問題

事業一般指應當由國家廉價或免費向社會公眾的公共產品，有的情況下也包含自然壟斷行業（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公用事業）。《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發展教育事業，第20 條規定國家發展科技事業，第21條規定國家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第22條規定國家發展文化藝術事業。這是國家應當保障的最重要的四大事業，正是因為如此，機構改革不管怎么改，教育部、科技部、衛生部、文化部始終是不能動的，因為提供公共服務是現代國家的基本職能。自來水、電力、天然氣、鐵路公路、通訊等自然壟斷行業由國家壟斷經營，不追求利潤最大化，一般也將其視為公用事業。 


事業不能以營利為目的，而應當作為公共產品面免費或廉價提供。我國經濟發展中一直存在事業產業化的問題，最為典型的是教育事業產業化和醫療衛生事業產業化。 

1.教育事業的產業化問題

教育是一種準公共產品，應當由政府將之作為一項事業來提供。但是我們的教育事業曾經出了大問題，過度市場化、產業化。教培行業成為發展最快的產業，中小學教師課后紛紛參與課后輔導市場，發展到課堂不講課后講，將課堂知識傳授偷梁換柱為課后有償服務，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蛻變為利欲熏心的個體戶。如此師德怎么可能培養出合格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只能教育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任正非說，最好的國防，在小學課堂上。教育爛了，整個根也爛了。法律規定中小學實行9年制義務教育，但對學前教育沒做規定，結果社會資本趨之若鶩，利用家長望子成龍的心理大賺其錢，一些高檔幼兒園入托費高達幾十萬，家長們仍然樂于供奉。幼兒園一度成為暴利行業，竟然產生如紅黃藍、博世樂、昂立教育、21世紀教育等多家上市公司，還有一些上市公司也轉行來投資幼兒教育產業。 

教育產業化看似是一個社會問題，實則也是一個經濟問題。它使每一個家庭背負沉重的負擔，使得年輕人不敢結婚、不敢生孩子，人口出生率嚴重下降，經濟發展后繼無人。 


2.醫療事業的產業化問題

醫療之所以成為一種事業，作為公共服務由國家來提供，一是因為醫療具有倫理性，不適宜市場化；二是因為現代法律將其擬制成公共產品。 

第一、醫療具有倫理性 

醫療不同于普通的消費行業。消費者到菜市場買菜，是買蘿卜還是白菜？到車市買車，是買新能源車還是買傳統汽油車？都是由消費者自己來決定，而不是由經營者來決定。但是患者到醫院去看病，吃什么藥？要不要住院？要不要動手術？患者自己決定不了，要由醫生來決定。這和普通的買賣關系不一樣。有人說這是一種代理關系，醫生代理患者做決定。但在民事代理關系中，決定權在被代理人這邊。顯然用民事代理理論解釋不了醫患關系。有一種觀點認為醫患關系是一種信托關系，患者基于對醫院、醫生的信任，把自己身體狀況的診療權委托給醫生，醫生受委托決定來決定治療方案。信托關系不同于代理關系，決定權在受托方。但醫患關系中，要不要治療？住不住院？動不動手續？最終還是由患者來決定，醫患關系不是一種絕對的信托關系，可以說是一種準信托關系。 

正是因為醫療的準信托性質，患者的診療決定權掌握在醫方，患者的健康乃至生死都被捏在醫生手里，要求從事醫療行業的醫生必須有仁愛之心，講良心，有高尚的職業道德，絲毫不能偏離治病救人的天職。正是因為如此，醫生被人們敬為拯救苦難的白衣天使。所以，醫療是一種人道主義事業，是一種倫理性很強的職業。手術室里、無影燈下，醫生到底有沒有盡職盡責，只有醫生自己知道，完全靠內心操守、職業倫理約束。應當絕對禁止醫院、醫生追逐利潤。正是因為如此，醫學生開學第一天就要宣讀希波克拉底誓言，并終生遵守。每個醫院都設立倫理委員會，對醫生、醫療行為進行倫理審查，保障醫生正確履職。美國衛生法上有一個“Corporate practice of medicine doctrine”原則：禁止企業介入醫療。因為企業是追求利潤的組織，如果由它來辦醫院，醫生必然在利益驅使下偏離治病救人的職業操守，怠于履行對患者忠誠的義務。美國的醫院必須由懂醫的專業人士和專業機構舉辦，通常是教會、醫學院校、醫學專業人士組建的協會與基金會來舉辦醫院。 

第二，醫療是一種擬制公共產品

健康本是患者的個人事務，醫療本質是一種私人產品，由患者自己負責。但晚近出現的公共服務理論認為國家有義務為公民提高公共服務，如法國的社會連帶法學派代表人物狄冀認為應當用公務概念取代主權概念，國家是一個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德國的公法學家福斯多夫提出給付行政理論，認為國家要對公民盡生存照顧義務。受現代公共行政服務理論影響，英國倫敦大學校長貝弗里奇1942年提出《社會保險報告書》，提出建立福利國家。1945年英國工黨通過支持《貝弗利奇報告》擊敗丘吉爾贏得大選，先后通過了《國家健康服務法案》《國民保險法案》《家庭補助法案》，開始建立從搖籃到墳墓的國民福利制度。醫療通過立法被擬制成公共產品，《國家健康服務法案》規定國家有義務為公民提供醫療服務。所有居民享有免費醫療與護理，醫療費用由國家直接向醫院支付。我曾經在《南方都市報》發表過一篇學術隨筆《霍金的卓越人生與英國的醫療護理制度》，認為沒有英國國家免費護理制度，高位癱瘓的霍金是不可能成為偉大的科學家的。現代國家立法都采納了公共行政服務理論，將醫療擬制為公共產品，由國家免費或廉價提供。 

鑒于醫療的倫理性（醫患關系的準信托性）和擬制公共產品屬性兩方面的理由，其只能作為一種事業來運營，不能作為一種產業來經營，不能追求利潤最大化。 

如果允許把醫療辦成一種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產業，醫院、醫生必然偏離治病救人的職業操守，想盡辦法開高價藥，開不必要的檢查，動不必要的手續，隱瞞、欺騙患者，乃至成為手術臺上的屠夫。我國九十年代曾進行過大規模的醫療市場化改革，導致了嚴重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也出現了性病游醫到處承包公立醫院、部隊醫院科室的荒唐現象。200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堅持公立醫院為主導，醫療重回事業的軌道。建立了全民醫保制度，并不斷改革，試圖有效降低公民醫療費用。2019年出臺的《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明確規定：“醫療衛生事業應當堅持公益性原則”。但是醫療行業的市場化、產業化傾向一直存在，逐利性甚至日趨嚴重。公立醫院盡管在制度上定性為公益事業單位，但是醫院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醫療服務收入，財政撥款只占很小的比例。醫院除了要養活編制內的醫生，還要聘用編外大量服務人員。醫院必須盡量增加收入，才能不斷提高醫生待遇，保障所有員工正常收入，維持醫院正常運轉。公立醫院名為事業單位，實則為營利性機構、產業化組織。醫院、醫生為了創收，想盡辦法開大處方、多開化驗檢查單、做不必要的手術。屠夫醫生劉翔峰正是醫療事業產業化形成的怪胎。十八大以來，中央開展了常態化的反腐敗，但醫療領域的反腐卻似輕風細雨。或許正是劉翔峰事件引起的極大民憤引發中央對醫療腐敗的關注。2023年5月，國家衛健委等14個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印發2023年糾正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工作要點的通知》，部署開展為期1年的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不久，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又召開動員會指出，要深入開展醫藥行業全領域、全鏈條、全覆蓋的系統治理。醫療反腐行動，掀開的醫療黑幕令人震驚，云南一家醫院采購一臺設備原價只要1500萬，醫院主動加價到3520萬，院長受賄1600萬。誰也沒想到公立醫院也存在劉翔峰這樣的屠夫醫生。醫療反腐正是對公立醫院產業化弊病的糾正。 

醫療的倫理性和擬制公共產品屬性本不允許醫療產業化，不允許營利性醫院存在。但我國政策一直允許乃至鼓勵民營資本創辦營利性醫院。結合《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第41條第1款、第3款來看，法律仍然是允許并鼓勵社會力量舉辦營利性醫院。如前所述，如果讓醫院追逐利潤，患者人身健康在醫院時刻有受到侵權損害的危險。上世紀九十年代長沙的相聲大師大兵唐衛國曾經創作過一部作品《并非諷刺醫生》，說一位醫師在手術臺上問患者要不要打麻藥、手術刀要不消毒、要不要止血，術中趁機提高價格。2019年醫療領域的掃黑除惡行動中，發現民營醫院中普遍存在比劉翔峰行為嚴重得多的不必要檢查、虛構病情、術中加價等過度醫療、醫療欺詐、強迫醫療的行為。相聲中的笑話成為活靈靈的醫療現實，對營利的過度追求使得我國的民營醫院成為天大的笑話！

二、產業金融化

比事業產業化更影響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全局的是產業金融化。產業金融化是指普通工商企業無心專注產品開發，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而是將產品和服務作為標的不斷融資，反復圈錢，把占有更多的資金作為唯一目的。本來應該盡心盡力做好產品和服務的企業，在做大做強甚至剛剛起步的時候就想著怎么能夠更好賺快錢、圈錢，而進行無限制的融資、擴張。 

產業金融化使得企業喪失創新動力，不能產生高水平產品，在實業上缺乏國際競爭力。更令人發指的是，這些圈錢者本意就不是要提供什么產品和服務，一開始就做好了惡意侵吞他人資產的打算，惡意揮霍公司資產，當資產堆積到滿足其貪欲程度時，便以各種眼花繚亂的手段侵吞、轉移資產，用股東有限責任制度逃避個人責任。恒大就是最大的圈錢公司，許家印憑借其超強的蠱惑能力一心圈錢，無心產業，地產、汽車、冰泉等產業只是他融資的標的而已。中國經濟的產業金融化問題可以稱為“恒大病”或“許家印病”，恒大是中國經濟體里面的癌細胞。這些圈錢公司把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民眾手中累積的財富搜刮殆盡，民間消費能力、投資能力極度萎縮，拖累了中國經濟。這也正是最近拉動投資、消費政策不能湊效的根本原因之一。2008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就是因為產業過度金融化導致房地產泡沫破裂而引發，對我們幾乎沒有產生警醒作用，我們掉進了同一個陷進。正如黑格爾說：“人類最大的教訓就是人類從來不吸取教訓。”
產業金融化幾種主要表現：

1.非法集資

非法集資是非法向不特定對象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早期民營企業因為貸款難，因發展生產需要，向企業內部職工借款，并逐漸擴展至社會。這本無可厚非，但一些企業嘗到甜頭后，開始以借貸為業，違反《商業銀行法》第11條，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爆發出非法集資大案，北京沈太福因非法集資13.7億、無錫鄧斌因非法集資32億被判處死刑。由于金融監管部門怠于監管，非法集資逐步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各行各業、社會稍有能耐的人都明地暗地進行非法集資，日常的商業銷售行為都被包裝為融資行為，美容理發店沖在非法集資的最前線，每一個顧客都被勸說辦卡、充值。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曾經發布了一個《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司法解釋列舉了10種典型的非法集資行為，但現實中非法集資的花樣遠不止如此。非法集資甚至成為一些地方的產業鏈，在城市街頭租賃店鋪公開非法集資。非法集資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秩序，一些地方深陷中，引起了社會局部動蕩，政府不能正常運轉。2008年的湘西非法集資涉嫌34億，e租寶非法集資700多億（實控人丁寧揮霍380多億），雪松控股涉嫌非法集資200多億，盛大金禧涉嫌非法集資200億。非法集資社會化，借錢不還者振振有詞，借錢成了詐騙的代名詞，社會信用蕩然無存。

2.P2P

早在2007年，中國第一家網貸平臺——拍拍貸成立，其模仿海外的P2P平臺，撮合借貸雙方達成借貸關系。在當時，此種商業模式并沒有引起太多人注意。2012年P2P進入爆發期，2014年“促進互聯網金融發展”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5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十部委發布《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鼓勵發展互聯網金融。憑借一輪又一輪利好互聯網金融政策東風，P2P平臺一路高歌猛進，巔峰時期成交量突破萬億大關。至2017年底P2P平臺達到5970家。P2P平臺一般都向網民高息攬儲，歸集資金，向借款人發放高利貸，成為信貸中介，完全脫離撮合中介的本質。P2P興起之初，因為社會信用低下、法治不健全疊加金融道德風險，蘊含著巨大風險，筆者非常擔心將會有大量中小投資者上當常受騙，傾家蕩產，一直堅決反對發展P2P。2015年7月31日在湖南省第二屆互聯網金融高峰論壇上，筆者面對上千位投資者和中小企業家，提出大多數互聯網平臺的P2P都涉嫌歸集資金，可能構成《刑法》第176條規定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者第192條規定的集資詐騙罪，大家要特別謹慎小心。 

當時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幾乎處于真空狀態，P2P平臺野蠻生長，實控人隨意大肆揮霍、侵吞投資者資金。2015年P2P開始暴雷，e租寶率先倒下，云聯惠涉案3300億、小牛資本非法集資1000余億元、聯璧金融非法集資830余億元、泛亞有色涉案338億、悟空理財319億、愛錢進230億、錢寶進300億、愛錢進230億……至今為止，不知道造成全社會多少萬億的損失，多少家庭幾十年來辛辛苦苦積累的財富化為烏有。至今我仍然為自己當時沒有努力向國家及有關部門呼吁限制、禁止P2P發展而追悔莫及，多少家庭因P2P 再陷貧困之境，覺得自己沒有盡到一個學者的責任。 

2018年國家開始全面整頓互聯網金融秩序，2021年果斷叫停一切P2P平臺。

3.村鎮銀行

為了服務新農村建設，解決農民貸款難、小微企業貸款難、“三農”金融服務匱乏問題，2006年起國家開始允許民營資本參與農村金融業務。最初政策制定者抱著十分謹慎的態度，2007年中國銀監會制定的《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規定，單個社會資本入股村鎮銀行持股比例不得超過10%，防止社會資本控制村鎮銀行而惡意侵吞資產。但即便如此謹慎，社會資本持股比例控制如此嚴格，依舊引發了社會資本掏空村鎮銀行系列事件。河南新財富集團呂某通過參股村鎮銀行，以及通過非法手段控制村鎮銀行的控股股東許昌農商農商行來操控村鎮銀行，通過貸款侵吞和非法霸占了四家村鎮銀行主要資產，導致存款人存款無法兌現，引發局部社會動蕩。 

銀行業本應向社會資本開放，但在社會信用薄弱、法治不健全、金融監管缺失的背景下，銀行很容易蛻變成不良資本擭取社會財富的手段。第一家正式走上法定破產程序的包商銀行就是被持股89%的控股股東“明天系”搜刮而空，明天系通過各種手段占用包商銀行1500億，超過其總資產規模30%。2022年被宣布破產的遼陽農商行2018年一年就貸款給其控股股東忠旺集團300多億元，而其總資產規模才1500多億。銀保監會2021年處置的兩家高風險銀行，一家銀行總資產約1500億元，93%的貸款給了控股股東，另一家類似規模的銀行80%的貸款也給了控股股東。《商業銀行法》最簡單、最容易執行的風控規則“對同一借款人的貸款余額與商業銀行資本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10%”形同虛設。

4.上市

股票市場已經遠離建立時的初衷，加上監管軟弱，已經演變成圈錢機器。發起人通過證券市場溢價發行制度，瞬間成為億萬富翁。不需要有多好的產品、多高的技術，只要能上市就能快速實現財富自由，上市資格成為最稀缺的資源，企業趨之若鶩。滬深股市無異于造富神話。于是出現大量財務造假、虛假陳述、上市即虧損的公司，無數股民深套其中。 

上市公司嚴重虧損，公司高管仍然可以拿巨額年薪，大股東仍然可以通過各種方式爆炒股價，實現暴富。實控人無心去提高產品質量、開發高水平產品，而是專心增發擴股，高位減持。2023年9月，金帝股份高管通過資產管理公司上市首日即減持股票，收割中小股民，引起社會公憤。吳敬璉先生2001年就批評股市像個賭場，很不規范，時至今日，仍然沒有實質性的改觀，證券監管部門名稱為“監管”卻怠于監管專于發行，造假上市、虛假陳述、惡意套現、操縱市場等違法違規得不到應有的懲處，中小股民被任意割韭菜。上市公司中沒有產生幾家高水平企業，沒有一家能比得上華為這家非上市公司。 

證券市場、上市公司的問題數不勝數，社會有普遍的反映，不再在此贅述。

5.無限融資

產業金融化的最后一種表現就是企業無限融資，不管需不需要，想盡一切辦法收取預付款、集資、向其他企業借款、發行債券、發行股票、向銀行貸款，融入一切可以融入的資金，把企業無限做大。恒大是無限融資的典型。占有大量資金后，任意揮霍，輕率投資，毫無風險管理，借新債還舊債，公開的龐氏騙局，但因其規模巨大，各級政府、各大銀行不相信其會倒下。在恒大的負債表上，曾經被認為管理水平較高的四大商業股份制銀行民生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赫然在列。民生銀行293億位列榜首，招商銀行被認為是中國管理水平最高的銀行，竟然也以113億位列第三。四大國有銀行中只有中國銀行沒有上榜。銀行業的風控能力、管理水平令人堪憂。連最隱秘低調的世界銅王深圳正威也被許家印下套，拿走幾百億，如今度日艱難。 

以上是市場中產業金融化五種具體表現，目前各種網絡平臺也有強大的金融化趨勢。 

金融業是一種高風險行業，具有無限的道德風險。前面講的醫療有倫理性，金融行業也有這個問題。醫療是你把你的身體交給醫生，金融是你把錢交給銀行。銀行會不會私吞你的存款？這里有巨大的道德風險。在社會道德信用水平堪憂時期，向社會資本開放金融，就會大量出現包商銀行、河南村鎮銀行、遼陽銀行事件。《商業銀行法》通過資產負債比例制度、審貸分離制度、審慎監管制度來規制道德風險。對這一風險，社會普遍共知。但是金融業還有一種風險——金融行業的膨脹性，一般人都意識不到，或者視而不見。李嘉誠靠房地產發家，成為香港首富，他肯定有能力有資格辦銀行，但是我研究發現他從來沒有辦過銀行。銀行業可以說是一種無本生意，拿別人的錢來為自己賺錢。猶太人就喜歡做資金生意，放高利貸，所以，很多民族不喜歡他們。李嘉誠本來很有錢了，如果他辦銀行，掌握的資金就會無限多，本來是實業家的他就會很容易沖動，那里賺錢就投資哪里，無限擴張。就許家印一樣，像海航一樣，什么都想干。錢來的太容易，太多，就會失去風控意識。這就是金融的擴張性或者說膨脹性。所以李嘉誠一輩子不辦銀行，堅守自己的本業，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不久前參觀東莞的以純集團，創始人郭東林堅持“一生只干一件事”，在房地產最鼎盛的時候也不為所動，堅守深根服裝行業，做一名工匠，而不是暴發戶。如今在企業日子普遍難過的時候，以純銷售依然十分紅火。 

恒大就是患的就是這種擴張病，疊加道德淪喪，任意揮霍、侵吞公司資產，并對社會產生巨大的示范效應，其他企業紛紛仿效，追求無限膨脹，掏空了中國的經濟。產業的金融化同時使得企業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就可實現快富、暴富，違法違規很少被追究，暴雷后，政府甚至不得不接管殘局，導致企業生產優質產品、提供高水平服務、實現技術進步的積極性不高，更不要說去弘揚工匠精神，中國經濟無法實現高質量發展。恒大就是中國經濟體內的癌細胞，吞噬著中國經濟的根。


三、治理與整頓

對教育產業化的問題，國家已對其進行了徹底整頓，全民禁止校外培訓，民辦幼兒園全部轉為普惠性或者公辦，2023年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初審的《學前教育法（草案）》第3條規定：學前教育是重要的公益事業；第23條規定：幼兒園不得直接或者間接作為企業資產上市，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東不得通過資本市場融資投資營利性幼兒園，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者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營利性幼兒園資產。當然教育回歸事業軌道還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家長也需要改變把分數作為衡量兒女成敗唯一標準的教育認知，教育體制還需要進一步改革。 

今年7月啟動的醫療反腐行動是對醫療營利化、產業化的一次重大矯正行為。事實上，2009年以來的新醫改一直以公益性為目標，采取了包括成立專門的醫保局等一系列措施，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是無論是民營醫院還是公立醫院的逐利性不降反升。讓醫療徹底回歸公益性事業軌道，首先在基本醫療服務層級應當禁止營利性醫院存在；其次，加強醫療系統法治建設將醫療反腐持續深入下去，成為常態化機制，緊緊縛住關鍵少數的私欲；改革醫院收支制度、薪酬制度，充分保障醫院運營經費，保障醫生有體面的收入，使其能安心治病救人，徹底根除公立醫院的逐利性沖動。 

產業金融化問題也正在被努力糾正。非法集資經過一輪又一輪整治已被基本遏制住，但是一有機會，總有人以普通人無法識別的非常隱蔽方式暗中非法集資，需要金融監部門發揮專業優勢，主動開展行政執法，對尚處于萌芽狀態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置，防患于未然，不能只等暴雷事發以后由公安機關來查處。P2P已被央行徹底叫停，如何嚴格追究責任人違法責任、追回投資者損失還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2020年銀保監會采取改革重組思路開始了對村鎮銀行及農商行的治理與整頓，現實啟示我們：沒有良好的社會信用為基礎，向社會開放銀行業容易誘發金融風險。股票市場退市制度逐步建立，不再是一個只進不出的堰塞湖，9月26日滬深交易所出臺措施對控股股東、實控人等通過二級市場減持公司股份做了嚴格限制，對上市圈錢行為有所抑制，當然還需要證券監管機構真正履行起監管職能，嚴格執法并采取進行系列改革措施才能有效提升證券市場的質量。許家印被控更是一個標志性事件，是對恒大這種瘋狂圈錢的無限膨脹模式的清洗，如果能夠舉一反三，對恒大類企業進行依法處置與整頓，徹底鏟除中國經濟體內的癌細胞，產業金融虛化被根本扭轉，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一定可期。


四、曙光在前

幾年前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將會走L型：從高位下滑，下滑到底部將會長期橫盤，大家要準備勒緊褲帶過緊日子，高速發展的好日子很難再回來了。令人悲觀。 

但醫療反腐對醫療產業化的重創，許家印被控對產業金融化的徹底否定，標志著中國經濟真正開始轉型高質量發展之路。特別是華為mate 60手機的發布，成功突破美國芯片技術封鎖，我們能夠打破西方的打壓和制裁，走上超越之路，讓我們信心倍增。我覺得中國經濟會走出N型結構。 

中國從1978年開始，得益于市場化改革，走了40年高速發展之路。2018年美國開始制裁和打壓，經濟發展受阻，掉頭下拐。原來我們不知道下行之路要走多久，根據斜邊比直邊長的原理，那么下行之路會很漫長，可能要50年。但是最近芯片技術的突破，我們可能提前觸底反彈，大大縮短我們的下行時間。根據北京郵電大學呂延杰教授在央視的分析，華為芯片技術離美國最先進制程芯片還有3-5年距離，那么我們觸底反彈的節點可能在2028年左右。 

如果我們在2028年左右徹底突破美國的科技封鎖，加上產業金融化病的根除，經濟體質健康有力，我們的經濟能夠重新走上高水平發展之路，那么有可能通過二、三十年的奮斗成為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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