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從歷史視角看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華文明具有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是對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高度總結，是基于歷史事實而做出的科學性概括。站在歷史維度回望，可以看出這些突出特性其實早已融進中華文明的血脈與肌理，既是中華文明奔流不息的動力之源，也是中華文明擁有巨大感召力與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五千年從未中斷的歷史密碼

崇山峻嶺，人跡罕至，蠱毒瘴氣彌漫，這是500多年前貴州龍場（今貴州省修文縣境內）的寫照。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陽明受廷杖四十后被貶出京城，來到龍場做一名驛丞。王陽明的父親王華是成化年間狀元，官至南京吏部尚書。王陽明年輕時“天資異敏”，志向遠大，27歲中進士，先后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職。此時宦官劉瑾弄權，無故逮捕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20余人，王陽明上疏論救，觸怒劉瑾，于是被貶。

當時的龍場尚屬未開化之地，“萬山叢薄，苗、僚雜居”。來到這里，王陽明并沒有氣餒，而是發揮自己的優長，注意通過教育實現開化教導的目的。水西土司安貴榮久聞王陽明大名，以重金邀其講學，王陽明于是在龍場創立了龍崗書院。在《教條示龍場諸生》等教規中，王陽明認為“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陋之”，將“覺民行道”視為發展地方經濟和文化事業的重要舉措之一。

除了教育，王陽明還結合對社會的認識和自己多年來的遭遇，對儒學進行著反思。

除了教育，王陽明還結合對社會的認識和自己多年來的遭遇，對儒學進行著反思。一天半夜，王陽明忽然有了頓悟。《陽明年譜》記載：“因念圣人處此， 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 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 從者皆驚。始知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這就是著名的“龍場悟道”，王陽明由此開創了一個儒學新學派，即心學，其核心思想是，“良知”是每個人都有的，但因各種原因將其弄丟了，便要“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找回來。但“良知”不能從外部去找，只能從個人的身體力行中去發現，即“知行合一”。

春秋時期孔子創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張以愛人之心調節人際關系，同時強調“禮”，主張貴賤有序、以德治民。戰國時，孟子從仁政等方面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民貴君輕”“政在得民”，反對苛政。西漢時，董仲舒對孔子、孟子的思想進行發展，以儒家為基礎兼采百家，提出了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等為核心的新儒學思想，被統治者采納而成為治國思想。唐宋時社會發生了新變化，一些新的社會問題出現，原有的思想理論無法完全給出答案，周敦頤、張載、朱熹等對儒家思想又進行新的發展，提出“理”是第一性的，是宇宙萬物的本源，主張“存天理，滅人欲”。而到了王陽明生活的明朝中期，社會動蕩不安，理學無法完整解答現實問題，這就有了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

儒學在中國存在了2000多年，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儒家發展史是中國文化史、中華文明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學之所以長盛不衰，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它注重淵源與傳承，這也是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傳統。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中，無論文化、制度還是科學技術，后人總是在前人創造成就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而不是推倒重來，就像漢字一樣，盡管已經發明了幾千年，盡管人們現在使用的漢字與最初的樣子有了很大不同，但其內核是相通的。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的突出特性，其形成歷史是不斷積淀、連續發展的過程，如同萬里奔流的長河，即便有人想揮刀將其斬斷，結果也只能是望洋而興嘆。

在創新發展中歷久彌新

“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唐玄宗開元年間國家綜合實力達到了新高度，被稱為“開元盛世”。開元二十年（732年）正月初一，一名少年誕生了。他叫張志和，3歲能讀書，6歲能作文，7歲時，張志和隨父親去翰林院，因過目成誦被傳為佳話，此事甚至驚動了唐玄宗。16歲時，張志和已擔任了翰林待詔一職。此時唐朝國勢急轉，張志和對仕途感到失望，加之母親和妻子相繼故去，于是棄官棄家，浪跡江湖，以漁樵為樂。后世的人們熟知張志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寫的《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他是唐代最早填詞并有較大影響的詞人之一。其實，張志和還是一位“雜家”，在書畫、擊鼓、吹笛、科技發明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在張志和所著的《玄真子》一書中甚至提到了“磁針”的制作，明人朱權則在《神機秘籍》中說：“針法古無所傳，自昔玄真始制。”

這里說的“磁針”便是早期指南針，作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它是人們長期以來不斷創新和改進的結果。《鬼谷子·謀篇》記載：“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這里說的是戰國時期鄭國人“取玉”時都帶上司南，以避免方向迷失。漢代王充在《論衡》中解釋：“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由此可知，司南是中國古代最早的磁性指向器。后來，人們在司南的基礎上又發明了磁勺，還有晉人葛洪在《西京雜記》中提到的“司南車”以及《宋書·禮志》提到的“指南舟”。張志和發明或改進磁針只是指南針發明史中的一個階段，是在前人基礎上的創新。到了北宋，沈括在《夢溪筆談》有“方家以磁石摩針鋒，則能指南”的記載，該書指出：“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于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這是一種使用起來更便利的磁針，體積雖小，精度卻是“司南”“磁勺”“指南車”“指南舟”等遠不能及的。

早在1550年，意大利數學家杰羅姆·卡丹就指出中國對世界具有影響的“三大發明”，即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認為它們是“整個古代沒有能與之相匹敵的發明”。這一說法得到廣泛認可。1621年，英國哲學家培根在《新工具》一書中提到：“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范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無論“三大發明”還是后來更具影響力的“四大發明”，誕生于中國后迅速以各種途徑傳至西方，對世界文明發展史產生了巨大影響力，這些發明創造出現在古代中國，有力地證明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創新精神。

《詩經》中有“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詩句，《禮記》強調“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些說明中國早期的先民們已經認識到創新的重要性。從歷史的角度看，中華文明發展史不僅是一部傳承與賡續的歷史，也是一部順時應勢、推陳出新的歷史，體現其創新性的實例俯拾皆是，比如在農耕技術方面，早期出現了耒耜、石犁、青銅犁，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出現了鐵犁，西漢出現了直轅犁，隋唐時代出現了曲轅犁。由耒耜到曲轅犁，既是技術上的傳承又體現了持續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這種勇于進取的品質是中華文明永續發展、不斷創新的動力源泉，培育出中華民族革故鼎新、與時俱進的精神氣質。

治亂交替中的“治”與“亂”

晉武帝咸寧五年（279年），天下仍處在南北分裂狀態，北方是勢力強大的西晉，南方是孫權創立的孫吳。這一年，孫吳各地流傳著一個預言：“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孫吳皇帝孫皓大為緊張，命令把姓公孫的人都找出來，從大臣到士卒一個不放過，全部流放交州。西晉看到這種情況，認為伐吳時機成熟了。這一年底，晉武帝司馬炎下令六路大軍伐吳。次年三月，龍驤將軍王濬率領的一路率先攻至孫吳都城建業（今江蘇省南京市）城下，走投無路的孫皓聽從大臣建議，仿效蜀漢后主劉禪的做法，備上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并帶上棺材，率太子、重臣到王濬軍營前請降。至此，三國時代結束了，天下回到“大一統”格局下。

三國歸晉只是中國歷史上分裂與統一互相演變中的一個片段。中國歷史總是在治亂交錯中前行，即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不過，認真考察中國古代王朝的興衰史，會發現“分”與“合”其實是存在規律的，簡單說就是“分”出來的政權數量越來越少、“分”的時間越來越短。從數量上看，《漢書》稱黃帝時期“百里之國萬區”，西周初年封國最多時有近2000個，春秋時代的大小諸侯國有100多個，而秦漢以后王朝再出現分裂，無論“十六國”還是“五代十國”，其數量已經遠不能與早期相比了；從時間上看，東漢統一的時間是190多年，后面三國到隋朝前的分裂期卻長達360多年，隋唐統一的時間是320多年，之后五代十國分裂的時間是50多年，再往后，元明清三朝統一的時間又長達640多年。這說明，每一次分裂后人們都在進行反思與改進，“大一統”的思想與實踐越來越得到認同。

早在先秦時期，中國人就有了“大一統”的思想理念：《論語》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反對“犯上作亂”；《詩經》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句子；孟子主張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內若一家”。到西漢初年，董仲舒將“大一統”思想進一步發展，認為“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以此作為政治理念并得到統治者的認可。西漢之后，中國還出現了東漢、西晉、隋、唐、北宋、元、明、清等統一王朝。這些王朝多具備以下特征：疆域遼闊，建立了中央集權，社會相對穩定，經濟發展速度較快，人口較先前的亂世明顯增加。

中國人為什么認可“大一統”？除了有思想理念作為基礎外，從地理環境、經濟發展、行政管理等角度也能找到答案。從地理環境上看，中國處在亞洲東部的中心，自成一體，很早便形成了“天下”“九州”等獨立的地理概念；從經濟角度看，中國古代以農業為主體，不同的地域、氣候形成了各自的經濟特色和物產，相互依存、優勢互補更有利于經濟發展；從行政管理角度看，統一的王朝可以最大化節約行政成本，最有效保持社會穩定。正因為如此，“大一統”的理念在中國人思想深處才牢不可破，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信念，由此保證了中華文明統一性的突出3清代學者蔡永蒹在《西山雜志》中的記述，林氏世代以航海為業，林鑾的祖父熟悉海道，是隋朝開發夷州航線的重要成員，林鑾繼承祖業，建造海船，航行于勃泥、琉球、三佛齊、占城等地，運去陶瓷、絲綢、鐵器、茶葉等，輸入象牙、犀角、明珠、乳香、玳瑁等。

為了使外國船只能安全進入泉州港，林鑾曾在東南沿海建造了7座石塔，作用類似于現在的燈塔。此外，林鑾還在泉州灣內石湖港的西南修建了一座巨大碼頭，后人稱“林鑾渡”。在唐宋時，泉州是中國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海外貿易空前繁盛，各國商人云集到這里，待交割的貨物堆積如山，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游記中有一章專門介紹泉州，稱贊泉州“城甚廣大”。

中國有漫長的海岸線，海外經濟交往自古以來十分頻繁。隋煬帝在洛陽專門設置有四方館，用來接待四方少數民族及外國使臣和商人。唐朝時海外貿易不斷增加，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年）二月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總管海路方向的邦交和外貿。宋代改設市舶司，重要性進一步增強。外商在中國港口做生意不會受到刁難和歧視，可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護。宋朝還對在中外貿易中作出突出貢獻的蕃商，授予了承信郎一職，有授職公文和官服，并舉行了授官儀式。在泉州港，除了有像林鑾這樣熱心于對外貿易的有識之士，官府對外國商船也十分重視。外商離港時泉州地方官員通常會設宴款待，每年還會舉辦盛大的祈風儀式，敬祭海神，保佑商船順利返航。對外商業貿易的繁榮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使泉州形成了開放、尊重、分享、合作的文化傳統。如今，漫步在泉州的大街小巷，仍能充分感受到不同習俗和文明在此和諧共存、相互交融的氣息。

包容性是中華文明的又一突出特性。《論語》一開頭就寫有孔子教導弟子的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好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對于遠方而來的朋友中國人向來秉持熱情、友好、坦誠、融洽的態度。好客的傳統體現在文化上，就是文明互鑒。中國人深知，一種文明如果只看到自己的優點，不能向其他文明學習，就會故步自封和盲目自大，最終引起不同文明的沖突，所以更加重視自身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也是不斷與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過程。中華文明始終與其他文明保持著相互交流的狀態，在交流與互鑒過程中中華文明也遠播世界各地，成為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崇尚道義，貴和慎兵，和合與共

明朝時，中國仍然在經濟、文化、軍事上處在世界領先地位，吸引了眾多海外國家，出現各國爭相來朝的盛況。當時與明朝發生外交關系的國家有近百個，前來朝貢的人分為3種情況：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認、封賜與支持的國家的使臣；二是仰慕中國文化，想目睹中國風采的各國君主貴族；三是以貢使身份來中國開展貿易的商人。為進一步提高明朝在國外的地位和威望，同時也用中國的貨物去換取海外奇珍，明成祖朱棣命令鄭和率領船隊遠赴西洋。

鄭和7次下西洋，最多時有200多艘船只，最少時也有60多艘。

鄭和原姓馬，12歲喪父，在流離中被明軍擄去，送進皇宮當了太監，跟隨朱棣屢建戰功。朱棣稱帝后對鄭和十分器重，提拔他擔任內宮太監，并賜姓鄭。明成祖永樂三年（1405年），鄭和率領由2萬多人組成的船隊出發了，人員包括使臣、官兵、航海技術人員、財務人員、宗教人士、翻譯、醫生、廚師、工匠等。鄭和7次下西洋，最多時有200多艘船只，最少時也有60多艘，其中最大的海船可乘千人，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先進的海船。船隊有規范的編隊，船只各有分工，采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遠洋航行技術，能夠準確地測定航區、航線和船位，有效地利用季風、海流進行航行。鄭和率船隊下西洋，規模之大在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船隊先后到達亞洲和非洲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

鄭和七下西洋促進了與沿線各國的貿易往來，推動中外文明交流。更可貴的是，鄭和一行沒有像后來的西方航海家那樣去占領土地、掠奪財物，給當地人民帶去災難。鄭和率領的船隊滿載中國的優質絲綢、精美瓷器、上等茶葉和漆器等各類物品，以及大量的金銀貨幣，這些東西有的是用于慷慨送禮，展現大國風度，發展相互之間的友好關系，有的是用于貿易，互通有無，互補互利。在船隊所到的地方，鄭和及隨行人員都要訪問當地首領，贈送物品，表達通好意愿，同時與當地居民進行交易。船隊回國時，一些國家還主動要求派使者隨行，如第六次遠航返回時就有16個國家和地區的使團共1200多人隨船隊來到中國。鄭和被視為和平的使者，通過他的外交和貿易活動，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友好局面。

中華民族向來崇尚道義、追求和平，主張團結合作，由此形成了“和合”理念，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天下觀、“和而不同”的國家觀、“琴瑟和諧”的家庭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等，這些理念與觀念從不同角度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成為規范中國人的行為準則，由此也決定了中華文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中華民族之所以長期在世界上保持著重要的影響力，靠的不是窮兵黷武和對外擴張，靠的是中華文明自身所具有的強大感召力與吸引力。一個擁有5000年璀璨文明史的大國能始終堅定地站在維護世界和平的一邊，這是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做出的另一項重要貢獻。

來源于：官察室